2016年4月，澳大利亚国防军司令安格斯·坎贝尔下令澳大利亚陆军预备役少将、新南威尔士州法官保罗·布雷顿领导一个独立委员会，对有关澳大利亚特种部队成员在阿富汗行动中“违反武装冲突法”的传言进行事实调查。

澳大利亚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罪行调查——“布雷顿调查”正式拉开序幕。而布雷顿被任命之时，他的任务被广泛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

在众人看来，以珀斯为基地的特种空勤团（SASR）和以悉尼为基地的突击队（Commandos）有着牢不可破的“壁垒”，布雷顿成功的机会几乎为零。

“他不可能做到，”2017年，一名澳军特种空勤团士兵在珀斯的一次聚会上夸口道。

在完全不被看好的背景下，布雷顿带领调查人员亲自前往阿富汗收集证据，对423位证人进行了510次对话，审查了2万多份文档及2.5万余张图片，最终历时4年完成了这项任务。

据澳大利亚《时代报》报道，当事实浮出水面时，这名夸口的士兵正是犯下罪行的人之一，他在2009年曾下令处决囚犯。

《布雷顿报告》揭露了澳特种部队士兵的战争罪行 图据《卫报》

11月19日，安格斯·坎贝尔对外公布了长达465页的《布雷顿报告》，亲自向公众揭露了这场规模惊人的战争罪行，引发一片哗然。在当天新闻发布会上，坎贝尔痛斥了犯下战争罪的士兵，他们涉嫌谋杀了39名阿富汗囚犯和平民，他们的行为是对该国国防力量“可耻及深刻的背叛”。

而在这四年里，布雷顿究竟做了什么？他又是如何打破特种部队“坚如磐石的保密壁垒”？

在特种部队“保密壁垒”上撕开口子

2005年8月，保罗·布雷顿被任命为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的法官时，正沿着父亲的脚印一步步前行。他的父亲——拉塞尔·布雷顿法官，已在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任职20年。和他父亲一样，布雷顿也成为了预备役的一名高级军官。那时人们不会预料到，他将接手澳大利亚史上最为艰巨的一次调查任务。

2016年4月，澳军方顾问克伦普沃茨博士提交了一份令人震惊的初步的内部调查——特种部队中一些士兵“滥杀无辜”，而这些战争罪行被视作“常态化”。随后，布雷顿受命寻找更多证据来支持或否认这些指控。

保罗·布雷顿 图据《时代报》

无论是布雷顿本人还是澳国防部内部人士都深知，这一任务的难度“不可言喻”。除了调查对象是一向神秘而不为人知的特种部队，来自公众和舆论的压力同样不可避免，再加之被指控者及其支持者也在“竭尽一切”诋毁着“布雷顿调查”。

然而，迄今为止，布雷顿本人从未公开谈论过正在进行的工作。但澳大利亚媒体通过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今年2月发布的一份年度报告，首次透露了这位法官的工作。

据《时代报》报道，在被任命启动调查后，布雷顿没有选择大肆招兵买马，而是启用了一个由资深律师马特·维斯珀领导的军方律师小团队。其原因是，更多的人手本虽然能加快调查，但一个规模更大、凝聚力更弱的特别工作组可能会让工作偏离关键的调查路线。

相反，布雷顿的小团队一开始就专注于与两支特种部队的内部告密者建立个人信任关系，因为他们深知，想要突破特种兵的心理防线太难。

特种部队人员都接受过“反审讯”训练 图据《时代报》

在《布雷顿报告》中，布雷顿写道，“在封闭、紧密联系、高度隔离的特殊部队群体中，要想获得真实的信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这个群体里，对同事、直系上司和单位的忠诚被视为最重要的，保密同样是极为重要的，那些泄密者令人深恶痛绝。”

据澳大利亚ABC新闻报道，所有接受调查小组采访的特种部队人员都接受过“反审讯”训练，被教导如何忍受酷刑、殴打和剥夺睡眠等极端手段，以防被突破心理防线。因此，如何揭开特种部队的秘密面具，成为了这项调查的最大挑战。

布雷顿在报告中称，在这样“善于保密”的环境中，真相的显现必然需要时间、机会和鼓励。真相并不一定是在第一次机会或采访时就能得以显现，“通常需要多次对话采访，信任的建立和告密者的良知战胜一切阻碍都需要时间。”他写道。

由于《布雷顿报告》中的大多数证人都曾在阿富汗部队服役，也因此而留下了精神上的创伤。为此，布雷顿还专门任命了一名负责证人福利的官员，特别是有精神健康压力的证人。

前特种空勤团医生达斯提·米勒 图据《时代报》

为数不多的公开告密者之一、前特种空勤团医生达斯提·米勒在今年8月的一次采访中曾讲述，布雷顿究竟是如何煞费苦心。

2012年，米勒在阿富汗执行任务时，救治了一位受伤男子。然而随后，一名资深士兵走过来，强行将男子带走。第二天，米勒得知这名阿富汗男子已经死了。米勒表示，自从回到澳大利亚后，自己每晚都会想起这个他还不知道名字的阿富汗男子。而每天早晨醒来的时候都充满了悔意，他说：“我当时应该说不。”

2018年，米勒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2018年9月，正在病房中的米勒接到了布雷顿的电话。在与布雷顿会面后，他终于知道了阿富汗男子的名字——哈吉·萨达尔。

米勒还了解道，他有七个孩子。“但他再也没能回家了。就像，我是一个父亲，你能想象这个场景吗？”米勒在采访中说道。对他而言，配合调查就像是完成了一次救赎。

有人捂，有人保，也重量级人物支持查下去

《时代报》称，除了特种部队内部的“保护主义”，还有诸多原因令人怀疑布雷顿能否完成这项任务。比如，美国和英国对战争罪行的调查都在压力之下“不了了之”，而在澳大利亚，国防部有人也十分善于“掩盖坏消息”。

在长达4年的调查中，布雷顿拒绝了无数次媒体的采访请求。他选择了保持沉默，但他的反对者们却没有。《时代报》称，在调查启动的同时，特种空勤团内立刻出现了一个小集团，开始策划如何“歪曲”任何可能传到布雷顿耳朵里的指控。

在阿富汗的麦田里，一名特种部队士兵杀死了一名手无寸铁的男子 图据澳大利亚ABC新闻

此前，澳大利亚最高勋章获得者、前特种空勤团士兵本·罗伯茨-史密斯被澳媒体曝出正在接受调查，涉嫌在2012年将一名戴手铐的囚犯踢下了悬崖。这一消息激怒了罗伯茨-史密斯及其支持者，其律师马克·奥布莱恩提出了一项指控，称布雷顿的调查存在偏见，并泄露了信息。

甚至连澳前总理托尼·阿博特也敦促澳大利亚人不要急于评判那些“在战争迷雾下激战”的士兵。罗伯特-史密斯的密友、前国防部长布伦丹·纳尔逊也发表了类似的评论。罗伯茨-史密斯本人也加入了“战局”，在他发表的声明中，将布雷顿的调查描述成一场收集谣言的演习。

但最终，这些试图阻挠“布雷顿调查”的行动都以失败告终。以前特种空勤团上尉、政治家安德鲁·黑斯蒂为首的人逐渐站出来支持布雷顿。《时代报》称，黑斯蒂的立场可能惹恼了一些老战友，但却为布雷顿创造了至关重要的政治支持。再加上以安格斯·坎贝尔为首的国防部高官的支持，让调查得以继续下去。

秘赴阿富汗证实暴行，能否彻底追责仍存疑

对布雷顿而言，他的调查目的一直很明确，不是“战争迷雾”或“一时冲动”事件，而是聚焦于那些对阿富汗平民、囚犯的出格行为。

2019年7月下旬，布雷顿在澳联邦警探的陪同下秘密抵达阿富汗。这是一趟秘密行程，因为他有可能成为武装分子绑架或暗杀的目标。除了几位使馆及国防部的工作人员外，没人知道布雷顿此行的使命。

澳大利亚特种部队士兵搜查阿富汗乌鲁兹甘省的一个村庄 图据《每日电讯报》

《时代报》称，布雷顿之所以能不被人察觉顺利入境阿富汗，是因为几乎没有人料到他为了调查澳士兵在这场战争中是否犯下了战争罪，亲自前往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

布雷顿的阿富汗之行收获颇多，而在抵达喀布尔前，他已成功打破了特种空勤团的沉默规则。澳国防部的多个消息来源证实，告密者已经宣誓承认自己曾处决，或曾目睹同伴杀害了阿富汗囚犯。

根据当地消息来源，布雷顿在阿富汗走访了该国南部的村民，他们的说法进一步证实了这些事件的真实性。

而据知情人士透露，调查进行至2019年底时，已有多名特种部队士兵向布雷顿坦承，的确处决了一些囚犯。“（我们）没有回头路可走，”一位高级国防官员表示。在2020年过去的日子里，仍不断有新的招供出现。

《布雷顿报告》 图据《卫报》

今年11月6日，布雷顿提交了这项调查的最终版本，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确定这些指控是否有足够的实质证据，以便进行下一步刑事调查，从而提起诉讼。

11月19日，安格斯·坎贝尔在报告发布的当天表示，25名被指控的现役或退役士兵中的19人将面临刑事调查，他们的勋章也可能被剥夺。

目前，澳大利亚政府已批准任命战争罪行特别调查员驻扎内政部，以确保调查的独立性，他们将继续收集证据，并转交联邦检察官。而据央视新闻报道，一些澳大利亚法律专家表示，“相关刑事起诉过程将相当复杂，追责能否落实仍存疑问。”

此外，澳政府还宣布成立一个新的独立监督小组直接向国防部长琳达·雷诺兹报告，以推动军队内部的文化变革，并实施《布雷顿报告》中的建议。

然而，《时代报》指出，尽管《布雷顿报告》势必将给澳军方带来了巨大冲击，但此事离结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新华社3日报道指出，这一调查在移交特别检察官后就没有对外公布实质性进展，澳政府在赔偿受害者的问题上也未表明态度，令各界对澳方能否彻底追责感到担忧。《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引用澳法院方面的表态称，除非修改《证据法》，否则报告中的相关证据不能用于案件审理。

阿富汗人权与民主组织执行主任贾瓦德·扎乌利斯塔尼则指出，根据受害者家属和目击者的说法，澳军的实际犯罪行为要远多于被曝光的内容。事实上，当被问及澳军在阿富汗是否进行了更多杀戮时，安格斯·坎贝尔承认确实“有这种可能性”。